给公众维权敞开一条“安全跑道”

　　4月11日11时28分，浦东机场，深航ZH9817航班旅客在远机位登机过程中，有20名左右旅客因赔偿问题情绪激动不肯上机，擅入机场滑行道，冲至邻近滑行道口附近，造成多架飞机无法起飞。整个事件前后过程5分钟，未对浦东机场航班正常运行造成影响。这些乘客是10日因天气原因滞留在浦东机场的。（4月12日《京华时报》）
　　
　　这起拦飞机事件，起因是人们常见的维权不畅，其涉及的，是利益纠纷，但这种维权方式可能引起的后果，只怕就*命交关了。这就引出了一个值得深思和重视的问题。随着经济体制的逐步改革，市场经济下的交易模式崇尚的是公平的契约精神，因此，消费者的权利意识正在觉醒，这在计划经济时代几乎是被忽略了的。可能因为这个历史的基础，某些公共服务还是自以为高高在上，把一种利益的交换当做对消费者的恩赐。而维权引起的纠纷，大多不是发生在社会个体之间，而是强势的利益团体和弱势的消费群体的对垒。
　　
　　如果公共服务和消费者之间遵守契约，维权应该是一件很简单的事。但人们普遍对“维权成本”不堪重负。其中的原因不是约定条款不明晰，而是权力和权利不对等。因此，在消费者维权意识逐步觉醒的情况下，市场和社会环境的发育迟缓，就必然会造成种种矛盾。正是因为人们觉得维权的成本太大，结果就可能出现两方面的极端，要么忍气吞声自认倒霉；要么不计后果孤注一掷。这在现实生活中是有不少例子的。
　　
　　对于这起拦飞机事件，一般人很难准确判断涉事的航空公司有多少过错，但“根据民航规定，航班因天气原因造成延误，航空公司是免责的”，而实际上“旅客最终与航空公司达成协议，每人获赔1000元”来看，航空公司的“无原则”妥协，还是暴露了在这件事上的软肋。那么，一起民航纠纷引起的旅客维权，最终因“擅入机场滑行道，冲至邻近滑行道口附近，造成多架飞机无法起飞”的危险动作达成协议，其中到底是航空公司的责任所在还是息事宁人的无原则迁就？但看上去就是被旅客逼出来的。
　　
　　于正常的社会秩序而言，航空公司的过错和旅客的过激行为都是一种社会危害。如果不深究该航空公司激怒旅客的原因，不给这起纠纷落实具体责任，而是用另一种违反民航规定的补偿来摆平事端，无疑会给今后类似的矛盾埋下祸根。因为，深航相关人士颇为无奈地表示，即便因其他原因造成延误，航空公司大多赔付的最高额度是每人500元。“这次赔偿的额度，是破例的。”问及赔偿原因，该人士称“无法解释”；而擅闯机场跑道，涉嫌违反民用航空安全保卫条例第16条、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3条，“情节轻微的，可能被罚200元以下，较重的罚款500元、5-10天拘留”。而如果情节比较恶劣，则可能涉嫌刑事犯罪。但这起事件的结果是“旅客最终与航空公司达成协议，每人获赔1000元”。这1000元的超额赔偿，究竟是航空公司的歉意表达，还是旅客的过激行为取得的胜利？
　　
　　如此看来，公众维权如果没有一条安全跑道，正常的维权行为就会变成斗智斗勇，甚至是以命相搏。鉴此，给公众维权敞开一条安全跑道，就显得迫不及待。其中的意义，不但在经济利益的纠纷上，在其他的社会诉求上亦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