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三人杀二人”：当代的“罪与罚”

甘肃省陇南市武都区农民王增得协同另外2名村民，半夜潜入救灾帐篷房内勒杀两人，抢得救灾款500元。陇南市中院日前以抢劫罪一审判处3人死刑。（4月3日《京华时报》）
　　
　　就为这500元钱，害人的，被害的，共搭进五条*命。平均一百元一条人命。他们在强烈的地震中，死里逃生，谁知竟死于“非难”。因为他们的死与地震有直接关系，他们终究没能逃过这场“劫难”。
　　
　　杀人者也是当地灾民，但不知为何，没有把他们列入重建援助对象。援助对象的标准是如何界定的？在研究这项涉及民生的重大问题时，村委会是如何研究的？是否做到了“集体研究决定”，“公开公正透明”？农民王增得为何对于自己“未被列入重建援助对象而迁怒于村委会主任”？王增得看到“村委会主任王某正在自家帐篷里向村民发放救灾重建贷款”，“萌生抢劫歹意”，按财务规定，向村民发放救灾款项，这是公事，公事就应该公办，办公场所应该是村委会办公室，而不是村主任家中，并且应由大队会计出纳掌管此事。
　　
　　做为村委会主任，应该清楚这些规定，应该清楚在自己家中发放救灾款项的后果。发放救灾款项本身就是热点敏感问题，政策*非常强，应格外谨慎。做为村主任，责任就是制定政策，政策一旦确定，发放钱款，自有会计出纳来张罗，村主任无权插手。要紧的是“回避”，是“瓜田李下”。村主任把自己家当成办公室，把上级下发的救灾款项都放你家里，即使你悉数发放，分文没有截留，做法违规了，有“公私不分”嫌疑了。王增得对村主任的政策本身就有意见、偏见或成见，乃至耿耿于怀，念念不忘，居然在自己家中发放救灾款项，从而使他更加“坚信”，把发放救灾款当成“一家之私”，是村长没有把他列入重建援助对象，是村长有意和他做对，村长和他就是“冤家对头”。于是“新仇旧恨”涌上心头，遂起“杀人报复之恶念”。
　　
　　这三位时刻准备“引颈就戮”的农民，我不知现在有何感想，我忽然想起《罪与罚》里的那个穷大学生拉斯柯尔尼科夫，尽管他是学法律的（因交不起学费而被迫辍学），尽管他把“抢劫杀人”做为“试验”，以证明自己是一个不平凡的人，尽管他与三位农民抢劫的数目一样，都不大，但是较无比鲁莽的三个农民，这个拉斯柯尔尼科夫要“理智”得多。同样是“抢劫杀人”，看拉斯柯尔尼科夫的表现，包括他的思维，他的气质，他的“人格魅力”，借用某小品的一句经典台词，“像他这种高高大大、浓眉大眼的人，怎么会是杀人犯”？这或许正是作者的意图。本来不应该成为杀人犯的，怎么偏偏成了杀人犯？是命运在故意捉弄人？还是“万恶的旧社会”把他推向“万劫不复”的深渊？如果拉斯柯尔尼科夫不该是杀人犯，像上述农民王增得这种“浓眉小眼”的，就该是“杀人犯”？显然毫无道理。人之初，*本善。像王增得他们，同样不应该成为杀人犯的，怎么也偏偏成了杀人犯？值得深思。
　　
　　拉斯柯尔尼科夫贫困交加，几乎或已经被逼到了绝境。如果说“求生”是一个人的本能，他对房东，一个爱唠叨颇固执缺乏同情心的老太太，实施抢劫的同时，来了个“激情杀人”，对于抢劫的财物，他分文没动，倘若没有这个铁证，即使他最后主动坦白交待，警察也绝对不会相信。房东频频逼他交租不错，但房东在他眼里，毕竟不是“黄世仁”，彼此的矛盾远谈不上“水火不容”“你死我活”。因为房东的要求“合情合理合法”。亦即，把拉斯柯尔尼科夫逼上绝境的不是房东，而是“社会”。对房东“痛下*手”，是对这个社会表示强烈不满和愤慨的一种发泄。房东也是社会的牺牲品。再说王增得，没有任何证据表明，他已经被社会逼到“绝境”。起因只是一笔“救灾款”。为什么一笔救灾款（数目不会太大吧），使他如此“丧心病狂”？客观上，他离了这笔救灾款，并非就活不下去了。主观上讲，为了这笔救灾款，他不惜“铤而走险”，又把小命搭上。难道他是活得不耐烦了？问题出在哪里？我想应是心理上的严重失衡。
　　
　　在王增得看来，他完全有条件，他完全应该被列为“重建援助对象”。这种看法或许是他的“一厢情愿”，或许是他经过对比推敲得出的“科学合理”答案。不管怎样，不管他符合不符合条件，有一点毫无疑问，他是“灾民”。他也经历了地震，尽管“死里逃生”，但心里创伤肯定有，和其他灾民一样，他或许还没有步出地震的阴影，他也需要安慰。没有被列入“重建援助对象”，对他是一个打击。为什么成为“编外人员”，他不理解，他需要解释。这说明政策有问题，起码没有做到让人“心悦诚服”，特别像王增得这样的，对救灾款项早已“虎视眈眈”“非我莫属”的重点人，村委会没有掌握好，关键时刻思想工作没跟上，有意冷落也未可知。王增得也是人，他的“落选”，使他觉得“好丢人”“好没面子”，极大的“伤害了自尊”。
　　
　　所谓“士可杀不可辱”。他的“抢劫”，包括他的“激情杀人”，都是为了争口“鸟气”。就这么简单。如果说，拉斯柯尔尼科夫与房东的关系远谈不上“敌对”，王增得与村主任的关系紧张到何种地步？
　　
　　如果说，那则历史典故“二桃杀三士”，是对人的“舍己为人”之爱心的“利用”，如今，为了五百元，又有了“三人杀二人”，又说明什么？